聚焦“习马会”:世纪握手 新疆排难“输血”支援

  365体育投注http://www.toosui.net/11月8日电 2015年11月7日,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岛厅,历史在这里聚焦。下午三时许,两岸领导人习近平、马英九相向而行,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对此,港台及境外华文媒体表示,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持续70秒、跨越了66年的“世纪握手”,这是大陆与台湾最真切的拥抱,也是双方就两岸关系未来发出的最强音。

  香港《大公报》8日刊发题为《 “习马会”对两岸未来发出最强音》社论称,习马在大厅不过各走了十几步,走了短短十几米的距离,但两岸间却走了半个多世纪。正是两岸同胞胸怀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情,几十年来不离不弃相向而行,两岸领导人终于实现了这次握手。

香港文汇报:抗战时期新疆排难“输血”支援

    抗战初期的果子沟(图),既是“伊犁第一景”,也是“伊犁第一险”。 香港文汇报图

  社论认为,“习马会”的最大成果,是明确回答了两岸关系未来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,那就是“和平发展道路是唯一正确道路”。两岸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回顾了历史,对台海对抗给两岸同胞带来的伤害感到痛心,对过去七年台海局势安定祥和、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丰硕感到欣慰。

  11月7日下午,两岸领导人习近平、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。15时许,习近平、马英九相向而行,握手致意。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最高领导人首次会面。记者 廖攀 摄

  正如习近平所言,两岸领导人坐在一起,就是为了“四让”,即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,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,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,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。

  该报另一篇文章援引中国社科院台研所资深研究员李家泉说,这次“习马会”意义非凡,对于稳定台海形势将起到重要作用。

  在会面过程中,两岸领导人都重申了“九二共识”。对此,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许世铨认为,这次重申“九二共识”表明大家都共同遵守“一中”原则,未来两岸关系将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。许世铨说,这次“习马会”再次为两岸关系打下了基础,搭好了平台,如果民进党坚持走“台独”之路,那么它就必须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。

  香港《文汇报》8日社评分析,这次会面立意高远,成果丰硕,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。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上,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,“九二共识”和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今后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,从而为未来两岸发展的方向和道路,作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,为两岸和平发展夯实了不可撼动的基础。

  社论说,历史将铭记,两岸领导人以民族情怀和高超智慧,求同存异,化解分歧,巩固基础,凝聚共识。在这个新的更坚实的起点上,无论岛内如何风云变幻,两岸都能排除一切干扰,阻止任何歧路,继续深化交流合作,推动和平发展,增进两岸同胞福祉,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
  这次成功的会面,充分显示中华民族完全有智能解决好两岸之间的问题,两岸的中国人将携手并肩,把两岸关系推进到全新局面,为两岸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  《澳门日报》8日社论表示,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面,共同擘划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宏伟蓝图。此次会面开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河,踏出两岸高层政治互动往来的关键一步,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。

  两岸领导人实现会面,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,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,将开辟两岸关系发展新前景。这对巩固“九二共识”政治基础,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维护台海和平稳定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。

  11月7日下午,两岸领导人习近平、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。 记者 盛佳鹏 摄

  台湾《旺报》7日社评称,“习马会”就两岸分离超过60年,领导人终能握手会谈,及“定锚”两岸交往政治基础──九二共识而言,会面深具意义。

  该报另一篇文章称,这场会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水到渠成的历史机遇,在“习马”追求历史定位与承担历史使命的考虑下,共同打造两岸关系的新里程碑。

  文章说,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,不发表联合声明、不签署会议文件,双方就拥有海阔天空的战略对话空间。双方将触及哪些攸关“维持台海现状、降低两岸敌意”的议题,这应是马习两人将对两岸社会做出回应的核心问题。

  台湾《中央日报》网络报8日评论称,两岸领导人马英九、习近平7日的那一握,确实是历史的一握,也是未来两岸和平发展的开创之握,这一握抛弃了过去一甲子的恩怨情仇,更开启了两岸人民的和平之窗。所以这深深的一握必然是历史时刻,那个令人动容的镜头,也必然会载诸历史。

  台湾《经济日报》8日社论指,“习马”双方在开场握手的那一幕,象征两岸和平发展跨越了历史鸿沟,向前跨进了一大步。虽然不能期待一场“习马会”可以解决两岸之间的重大分歧,但这次会晤对两岸关系乃至台湾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地位,都带来深远的影响。

  台湾《中国时报》8日文章称,回到两岸大棋局来看,这次会面是两岸各退一步,海阔天空的开始。就像围棋,两岸从角落生存的博斗,回望全盘,才会看见何处是“大场”,而懂得从容落子。

  该报还称,欧洲密切关注两岸领导人7日在新加坡的晤面,主要国家舆论均在第一时间大幅报道此一“历史性会晤”,指出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人握手,是历史性和象征性的一刻。

  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8日报道称,“习马会”成为全球最为瞩目的焦点。极具画面感、仪式感的握手,中间交集着历史进程中多少的苦难、辛酸、痛楚以及角力,非亲眼见证而不能想象。

  分析指出,打破僵局需要政治智慧和文化底蕴。两岸问题中,借助于历史的积累和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,通过词汇背后的含义,从中能汲取丰富的营养和智慧,找到化解纠结的表述,而为彼此所接受。

  美国《侨报》7日社论文章表述,在数百名记者的见证下,两岸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“习马会”双方的共识之多,令人惊喜。对于这样一次会晤,要从民族和世界的高度去观察、去评价。

  社论称,“习马会”同时也是“习式风格”在两岸关系中的一次精彩上演。习近平不背包袱,勇于担当,对两岸问题的战略高度的把握,以及手法的灵活务实,都给世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而马英九的对民族与历史负责,对“九二共识”的坚守,同样令人感佩。

  11月7日下午,两岸领导人习近平、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会面。 记者 盛佳鹏 摄

  马来西亚《南洋商报》表示,“习马会”涉及“历史定位”的看法。不论国际社会与媒体对这次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是如何正面对待,光是“习马”两人以“双方领导人”的身份面对面的会见与交谈,不论结果与成效到底如何,但在历史意义上,这已是首创之举。当“两岸和平”与“维持现状”是台湾目前民意之趋向时,“马习会”之举行,仍有其正面意义

  美国《世界日报》当地时间7日社论称,一次“习马会”不大可能将两岸现状彻底改头换面。但“九二共识”如能成国际社会和两岸和平的共同语言,则有助增强台海安全感和加速交流。

  香港《经济日报》7日社论《此刻晤马英九 习近平下一妙棋》称,此次“习马会”是北京下了一着意味深远的棋。

  香港《星岛日报》8日社论表表示,两岸领导人历史性握手,把两岸关系推上新台阶,对台海稳定和平有极重要意义,

  双方在今次会晤不签协议,不发联合公报,不同场开记者会。会面中双方展示的姿态,胜过千言万语,本身已经是了不起的成果,并且为日后两岸领导人的会晤奠定基础和模式,正如马英九所言,搭好桥梁“给大家共享”。

  加拿大《星岛日报》当地时间7日社论称,习马从“面对面”,变成“肩并肩”,显示两岸领导人不但踏出历史性的一步,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,同时也建立进一步领导人的互动关系,从个人的认识、了解,进一步产生互信。使得两岸关系推展到过去难以想象的新境界。

87岁的抗战老兵卓华。香港文汇报图

  9月2日电 香港文汇报2日刊文称,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全民战争。作为抗战“大后方”的新疆,因着特殊的区位和当时的国际形势,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最重要大通道,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2年,共计7亿多美元的苏联援华抗战物资,通过西起霍尔果斯、东到星星峡的1500多公里运输线,运到了抗日前线。新疆各族同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:捐款捐物加捐躯,出钱又出力。

  在运输线开通之初,鉴于当时中国国内交通运输业的落后,大规模运输所需的各方面工作都未能跟上,抗日前线吃紧,急需武器军火,因而驼运及二饼子车(有两只高轮,一匹马拉)这两种古老的运输工具,重抖精神发挥了作用。

  驼运虽慢,却不用消耗油料。当时新疆的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青壮年,赶着数千峰骆驼组成的驼运分队,一天行程三四十公里,一峰骆驼一次驮100多公斤油。二饼子车则5辆车为一组,每辆车一次装油30小桶,共计300公斤。

  援华物资 改用汽车运输

  运输队在漫漫的戈壁路上运送抗日物资,饱受艰辛。尤其到了冬天,气温达摄氏零下40多度,吆车人坐不得车,牵驼人骑不得驼,数千公里来回,往往都是步行。运输队每到一地,一般都在城外宿营,他们把牲畜照看好,然后找个避风处架锅做饭,风餐露宿。

  后来在苏联的援助下,援华物资改用汽车运输。为了保证盟国援华抗日物资的运输,1937年10月,国民政府在兰州成立了中央运输委员会,继而在新疆成立了分会。自霍尔果斯至星星峡沿线绥定(今霍城)、伊犁、精河、乌苏、绥来(今玛纳斯)、乌鲁木齐、吐鲁番、鄯善、哈密、奇台等地,都设立了中运会,建立了汽车接待站,委员长均由当地行政长官、县长亲兼。

  打通“肠梗阻” 逾160军民牺牲

  抗战初期,与原始而落后的运输工具相比,道路更为令人头疼。尤其是果子沟,既是“伊犁第一景”,也是“伊犁第一险”。在2011年赛果高速果子沟大桥通车之前,这里是翻越天山、通往内地的必经之路。据当地维吾尔族民众介绍,以前赶马车经果子沟到乌鲁木齐,至少要走一个月。在坡陡的地方,一匹马根本拉不上去;冬天大雪封山,就更不用说。

  1937年9月,为了打通果子沟这个“肠梗阻”,当地哈萨克族、锡伯族民众顶风冒雪作业。为了加快进度,少数民族各部落之间还展开一些竞赛,谁最先修好路、谁修得最好、谁修的难度最大,谁得到的荣誉就最高。当第一批苏联的援华物资,由红军车队开着经过果子沟的时候,他们赫然发现在山沟里躺着13具哈萨克族民众的遗体。

  当时参与修路的,除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,还有几年前曾因日寇紧逼而跨过黑龙江、乌苏里江,绕道西伯利亚,经新疆塔城巴克图口岸归国的东北义勇军,其中150多名久经沙场的官兵,为修筑“西北大通道”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  动员青壮 冒严寒建“空中走廊”

  抗战时期,新疆还是由战乱造成的内地大批难民的安置之地。据国民政府公报(渝字第873号),1942年农林部长沈鸿烈抵达迪化(今乌鲁木齐),与新疆当局商讨利用国际运输返程车迁移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省的难民、灾民入疆。截至1944年底,迁移到新疆的难民灾民共计11300户,近10万人,他们大都被安置在北疆各县农村。

  据公开历史档案显示,当年“西北国际大通道”除了地面交通线之外。还有一条通往内地的空中运输线。当时根据中苏两国协议,在乌苏和哈密要修建航空站,供援华作战飞机起降。乌苏飞机场动工日期是1937年10月30日,时令已是初冬。

  那个时候的乌苏县城,只有区区几千人口,但一经动员,300多青壮年自带工具,云集20多公里外的奎屯河东岸戈壁上,滴水成冰就用开水和水泥,仅用10天就修起一座占地6平方公里的简易机场,接着又建起了停机场、办公室、飞行员休息室、宿舍、食堂、仓库、气象站、油库、车库等设施。

  哈密动员了机关职员、城市市民、学生及农民500余人,自带工具、口粮,冒着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,仅用一周时间,修成一条长千米、宽80米的简易跑道,接着又修建了6座轻型轰炸机和12座战斗机的停机棚。

  苏联的各种飞机是由各地不同厂家生产、组装的,飞越天山时多次发生坠机事件。有鉴于此,中苏两国洽谈,在乌鲁木齐的头屯河边和哈密修建了飞机装配修理厂,组装并修理从前线撤下来的飞机。头屯河飞机修理厂当时对外称铁工厂,1938年当年修建当年就投产。

  哈密第一批就组装了三四百架U-15型冷式单发单座战斗机,之后数量更多。中苏技师、工人常常是不分昼夜地工作,运载飞机配件的汽车一到,就立刻拆箱,加紧装配、试飞。1938年到1939年间,每天都有10架以上的飞机,从新疆大地飞往抗日前线。

  抗战期间,新疆作为大西北的一部分、全国抗战最辽阔的内陆后方省份,维、汉、哈、蒙、回等各族人民本着“抗战高于一切,一切服从抗战”的爱国精神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。

  在“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、有知识出知识”等口号号召下,各项支前工作走在全国各省前列:从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一年内,全疆共募捐抗日支前款折合法币达1205000元。反帝会决定用这笔巨款购买10架战斗机,命名为“新疆号”。

  1939年8月24日,10架“新疆号”战鹰,满载着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战的无私支援,从乌鲁木齐东郊机场飞赴抗战前线,成千上万的市民来为战鹰送行。当时,经过“淞沪之战”、“武汉保卫战”等战役,本来就衰弱不堪的中国空军的300多架战斗机几乎损失殆尽,这10架“新疆号”的参战,大大提升了前线将士的战力和战心。

  老人捐巨款:若亡国 钱有啥用

  现居住在乌鲁木齐米东区的抗战老兵卓华,今年87岁,1928年农历5月18日出生于新疆木垒县,他的曾祖父卓麟举,清末时随左宗棠收复新疆,后来担任过清朝派驻新疆军队的管带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,9岁的卓华正在上小学。

  他告诉记者,当时乌鲁木齐还叫迪化,当时的新疆也是内地少有的没有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地区之一。战争爆发不久,学校的广播就播放了日军侵略中国,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的恶行。学校并展出了日军残杀中国人的宣传画。“那时候,学校经常组织师生走出校门,走上街头唱歌、宣讲拉募捐,号召大家为抗战前线捐款。”

  卓华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的一个秋天,“我们来到一个店铺,见一位小脚老太太,我们就给她讲前线士兵有多么艰苦,他们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......说着说着,老太太就开始用袖子擦眼泪,问我们要捐多少钱,我们就说你自愿捐赠吧,没有想到老太太竟然一下子捐了3000新疆银票,这在当时可是巨款啊!”“我到现在还记得,老太太说,要是亡国了,钱留着有啥用!”

  位卑未敢忘忧国 维族贫民将亲子送前线

  社论表示,这次划时代的会面,能否启动两岸整合的巨轮?进而促进两岸人民的福祉,甚至为亚太地区带来稳定共荣?站在历史的高度,习马两人在新加坡的会面,全世界都引颈关切。

  1938年12月27日,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总会为南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贫民艾沙,将亲生儿子送往抗日前线,当时新疆省政府的呈文中记载:“一和田贫民艾沙供称,欲为前防将士捐助银器或物品,因家贫无力,不能达到目的,愿将18岁之子玉素甫捐送前防,以力抗战日寇,牺牲国家,以顺其愿。倘其子不忠实抗战,打倒日寇,即系不孝,如无该子,宁死不见子面......”

  这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事迹,不胜枚举,如温宿县西大庄维吾尔族农民巴海巴临终前嘱咐儿子沙海,将其准备朝觐的2500块银元,一半捐助前方抗日将士,一半留作家用。一位泥瓦匠在给募捐机构的信中这样写道:“爱国有心,捐款无力,仅将今天给人下苦力所得省票3500,捐3000,留500买两个囊充饥。”据不完全统计,仅从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,新疆各族民众共捐款合计322万余元(法币)。(王辛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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